明朝灭亡有很多原因，但财政危机是其中一个直接的原因。
明代田税长期低税率，但并未给国家实惠，得利者是官僚，田地低税率于农民而言区别不大，该高还是高，因为地主才是其依附者。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获得低利率贷款，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只能是一纸空文。
至天启年间，朝廷的财政更加恶化。崇祯帝即位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都已到了崩溃的地步。然而此时民变与三饷又环环相扣，募兵加剧负担，而欠饷又加剧兵为匪。最后闯王李自成进京，明朝覆灭。
这并非没有解决之道，张居正改革曾使这个帝国重新焕发活力，但《明朝财政不积极》一文指出，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田赋一直呈现下滑。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也就是说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居然减少了近2成。
这背后是权贵豪绅们一边广占田地，一边给自己减税免税。平民百姓却不仅要缴足税款，还要面对额外的摊派和徭役。“有钱的不缴税，缴税的没有钱”，极大的挫伤了税制，全国逐渐开始大面积的拖欠税款。据历史学家黄仁宇考证，到崇祯年间，整个帝国财政税区已经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县城没有向中央上缴任何税收。
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在与日俱增，朱元璋规定他的龙子龙孙们世代享受财政拨款，这笔起初并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财政的跗骨之蛆了。
明朝初年太祖规定宗藩世代享受国家提供的禄米，“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
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裁减了宗室的部分禄米，“二十八年诏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乃更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处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处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处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处减。自后为永制。”
虽然作了调整，但随着宗室人口的不断增多，宗室的禄米越来越成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据黄仁宇统计，皇室成员在不断的膨胀。“在1529年，就报告说玉牒中有8,203人，40年后这一数字达到28,492人，估计到明末，开国皇帝的直系男性后裔接近100,000人。
历史学家阎崇年指出，明朝曾有几次改革分封藩王制度的时机，但都被藩王否决，最终将明朝财政拖垮。
在洪武七年，即开始分封藩王4年后，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就像朱元璋提出朝廷存在最大的弊病就是分封诸王，上报后，朱元璋说了三句话：此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
明孝宗时，礼部尚书倪岳再次提出分封藩王制度不合理，需要改进。阎崇年认为，孝宗比较强势，改革藩王制度没有问题，结果一拖再拖就没办成。
第三次是嘉靖时期，皇子王孙吃饭成了问题。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指出“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诸府宗禄三百十二万石，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嘉靖帝将此事与各王府商议，结果可想可知。虽然这项支出遭到削减，但制度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依然要消耗大量政府收入。据隆庆五年（1571年）礼部报告，当时除宗女仪宾外，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约占全国各地存留粮总数的80％。事态愈发严重，礼部郎中戚元佐再次上疏奏请改革，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比如说封爵的限制、祭祀官员的限制、亲疏的限制、公主女眷的限制等等。经过激烈的辩论，隆庆帝同意改革，但将改革方案交由王府征求意见时，依旧遭到了否决。
过了一段时间，河南巡抚栗永禄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上奏说这问题不解决不行。栗永禄查了《玉牒》，指出藩王宗室共有现在28,924位，一年光禄米供给王府就870万石粮食。国家在不闹灾荒的情况下征收了一年是400万石，边境还要打仗，还有兵和官员的俸禄、粮饷，皇宫自己还要吃饭。他又提出了非常详细的改革方案。这一次，隆庆帝终于重视这个问题了，但还是征求各个王府的意见，很快王府就全给顶回来了。
改革就是改革这些既得利益者，与既得利益者商量改革自然无法成功，明朝只能一次次失去改革的机会，最终导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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